热点：贫困户变种植大户，电影也“立了功”

lizongnan

　　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欧甸丘、周宣妮、李凡

　　面对壁柜中“古董”级别的胶卷放映机，61岁的黎仕伦神采奕奕。“从8.75毫米，到16毫米，再到35毫米，各种胶卷放映机都用过。”

　　作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，黎仕伦43年在贵州余庆县的大山里架起了光影和农民之间的桥梁，当地的老百姓都称呼他“老黎”。

　　放映苦与乐

　　老黎酷爱电影，说起自己小时候看电影的场景仍然津津乐道。1978年，18岁的老黎高中毕业后，在家待业。当地政府为老黎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：下乡放电影。

　　老黎被分到余庆县敖溪区电影放映队，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，翻山越岭，走进农村生产队，为群众放电影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，农村露天电影普及，村口看电影成为几代人的温馨回忆。

　　看电影是享受，但放电影并不轻松。每次放映，最头痛的就是搬运放映设备。一部放映机、两部影片、音箱、银幕等，总重量超过300斤。如果碰上停电，还要带上100多斤的发电机。

　　他已经记不清楚，多少个下雨天的路上，他摔了多少个跟头，多少次被淋得浑身湿透。

　　让老黎至今记忆深刻的是在老百姓家里的“戏睡”。“晚上乡亲们歇下后，我就回房关上门，把衣服裤子全脱了。拿出防虫条，在床上和衣服上划几笔，这样虱子和跳蚤才不会跳到身上，或者钻到衣服里。”老黎和队友们把这种睡法叫做“戏睡”。

　　时代在不断发展，老黎的放映队条件也在一点点变好。放映队的运输工具从肩挑手扛，换成了自行车，再到后来的拖拉机。

　　“时代在进步，放电影越来越‘松活’，但不能忘记那段苦日子，每个人的一生中，总有那么一段时间，要去经受困难和磨炼，蹚过去就会看到新的希望。”老黎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。

　　尽管过去了很多年，老黎依然记得第一次放映电影的场景，那天放的是《红岩》和《地道战》，现场人山人海。遇到喜剧场景，大家哈哈大笑；悲伤时，哭哭啼啼……

　　得失寸心知

　　电影行业兴衰更替，放映人生随之潮起潮落。1982年，生产队逐步解散，原来由生产队负责支付放映成本的露天电影时代结束。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后，老黎并没有等待失业。为了养活放映队，老黎和同事把乡里开会的会场空地改成了简易的电影院，开始售票放映。

　　时代的变迁，让老黎看到了电影行业的变数。1986年，老黎考取了贵州省电影放映技术学校，开始在职读书，学习电影技术专业，成为当时余庆县电影院系统唯一一名中专生。

　　1996年，随着电视机普及，农村电影市场不断走下坡路，老黎所在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陷入经营困难。在电影公司上班，以前是“金饭碗”，那时却变成了“破饭碗”。公司账上只剩下19.79元，还欠着800元的片租债务。

　　恰逢此时，余庆县文广局的领导找到老黎，请他主抓电影公司业务，挽救破产危局。“为了工作和同事的生活，我只能狠下心来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挑起这个担子。”这是老黎当时的念头。

　　临危受命，老黎在心里不断盘算：这道坎怎么跨？唯有发展多种经营。

　　那时，他一边下乡为农民放电影，一边带着公司20多名职工利用县城电影院的空置房屋，建起了夜宵市场，将电影院改成集文艺演出、开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活动场所，打开了多样的经营方式。

　　经过近一年的努力，老黎在当年就扭转了电影院和农村电影放映队亏损的局面。担子挑起了，老黎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1998年1月，他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接下来的几年，在老黎的带领下，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又步入了发展快车道。2002年，老黎所在的放映队被评为贵州“全省农村电影放映队先进集体”称号。

　　高光时刻，急流勇退。由于单位内部调整，老黎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，又成了一名普通的放映员。

　　2006年，全国启动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，每放一场，有80元补贴。“但补贴还不够运费和住宿费，没有人愿意承担下乡放映工作”，老黎说，“我是一名党员，组织交给我的任务，就一定要好好完成。”

　　老黎的爱人徐兰平提前退休，和老黎组成了“夫妻放映队”，承包了农村公益性电影的放映任务。

　　“下乡的时候，路面坎坷不平，非常颠簸。”徐兰平说：“他开着三轮车，设备多，我坐在车后的音箱上。往边上的悬崖瞧上一眼，深不可测。他就一个劲儿地安慰我‘别怕，别怕，就当是在按摩’。”

　　2010年，余庆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改制，老黎成立了余庆县农村电影放映队。从那时起，老黎的放映队每年都要放映农村公益性电影700余场，后来又增加了科教电影、爱国主义影片等，每年都要放映各类影片数千场。

　　一路走来，起起伏伏，曾经的青葱少年，如今两鬓飞霜。“一辈子，能干好一件事，就很不容易了。”老黎43年只干一件事——放电影，他认为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生，充满了美好。

　　坚守一颗心

　　老黎相信，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，不识字、不懂用智能手机的人来说，电影不仅仅是消遣，更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。电影放映对老百姓有益，这也是他从事这项工作的价值。

　　过去，为了节省成本，老黎和妻子经常带着床单和洗漱工具出去放映，走到哪，住到哪，有时还睡在农民家的废弃门板上。恰恰是这种经历，让老黎更加懂得普通农民的需要。

　　大龙村村民周其伦，曾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，2014年初，周其伦借款搞养殖，由于不懂技术，两个月不到，资金全部打了水漂，整日在家唉声叹气。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老黎的耳中。

　　当年3月，老黎找到村干部商量，要为村民安排几场“脱贫致富”专题电影，播放蔬菜种植科教片。村干部非常支持他的想法。

　　在这几场科教片的放映中，周其伦听得津津有味，他受到启发，决定把闲置的土地用来发展蔬菜产业。两年后，周其伦成为当地蔬菜种植大户。

　　“科普知识对农民来说，有着巨大力量。”老黎说，因为看电影，一些村民形成了买种子保留发票的习惯，在后来买到假种子打官司时成功获赔；一些村民学会用科学测量的方式解决宅基地纠纷；还有村民改变传统牲畜养殖习惯，学会了给动物测温、配饲料……

　　尽管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，平时下乡放映时，前来观看电影的人数已大不如过去，但老黎还是要求放映队一丝不苟完成放映任务。

　　初春时节，记者来到老黎家，看到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：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《“低头族”的危害》《美丽乡村我的家》……“如果疫情防控允许，我们放映队准备今年再放3000场。”老黎说。

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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